第十九章

妈开始还有些担心，怕我一时想不开自杀，派爸偷偷跟踪。被我知道后，我笑笑，对他们说：“即使掉河里也死不了，我水性好着呢，除了太平洋，没地方能淹死我。”

北京的医院和哈尔滨医院看病方式不一样，门诊病案不在患者自己手里。患者挂号后，由门诊科室去病案室取病案，医生看过病后把病案放到一个资料袋里，也不让患者自己拿走。这种管理倒是很先进，但在我这里就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我有时候一天要挂两三个号，到这个科室看病时才发现病案已经被另一个科室取走，让护士对我很不耐烦。同时也让她们对我的印象记忆深刻，四个月后，我再次来到北京，外科门诊的一个护士竟然还认识我。

除了看门诊，还要去医院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和取报告单。医院病人很多，偏偏两台ct坏掉一台，光是一个ct我就排了五天，拿到报告单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到北京一周以后的事情。

做ct是在一个下午，我高标准听从医生安排，连早饭也没吃，喝了好几斤的水。对造影剂还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大容量的瓶子，最后是把水倒到锅里，再倒进造影剂，最后再倒回矿泉水瓶里。

说是下午一点半做ct，我排到将近四点才进去。在ct室，把衣服脱到一丝不挂，因为我的衬衫是金属扣。躺到床上，冰凉的，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首都冬天的寒冷。

一个护士进来要给我打针，问刚才做试敏有什么反应。我那个时候已经饿傻了，全身无力，脑袋奇大，就把症状告诉她，说不知道这是不是过敏。她一听，把已经绑到我胳膊上的止血带取下，拧扯个屁股出去了。我就听到她在外边对妈有北京口味的声音大叫：“你们孩子傻呀，过敏什么样都不知道。”

情况看起来很糟糕。ct显示肿瘤又长到和手术前差不多一样大小，并且有多处淋巴结转移。并且，看大夫的样子，这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病理出来的时候，老教授都禁不住摇摇头。

放疗科的顾大夫建议我回哈尔滨先放疗。可是我又想，回去后马上就要过年了，医院放假，谁给你放呀？

最后，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内科化疗上。看看医院大夫的出诊情况，内科大夫是停诊最多的。只有周三是教授出诊，还是他们院长。

周二凌晨三点，妈就去医院排号，她排在第十四五的位置。想想一个大夫一天看十个病人，前边再有几个看别的医生的，怎么也排到我了。谁料站了四个小时，早晨医院开始上班，才知道前边的人全是找院长看病的，还没到妈这里，院长的十个号就挂完了。

没有办法，只好去特需医疗部。妈一回来，我和爸就赶去特需医疗部预约。最后排到王奇璐教授周四的门诊。王教授的名字我早有耳闻，小姨夫来这里时就是请她给舅姥爷看的病。我手里还有一本她写的普及癌症知识的小册子。

总算是可以看上医生了，算算日期，我们来北京已经十天了。现在春运已经开始，把早晨五点乘首躺公交车去火车站买票，结果只买到三张临时客车的硬座。看来全国铁路的情况都一样，春运期间硬卧车票根本不上柜台，全被发包出去挣加价费。

想想马上就要回家，心情稍稍有些好转，从医院出来，我和爸说：“走，我们去天坛。”

天坛让我大为失望。因为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所有主要的建筑都用墙圈了起来，为的是多卖门票。不过这样以来，美没了。从远处去看，圈了墙的祈年殿好象是谁的坟墓；从近处看，大殿压抑得像电视里的大牢。

从天坛回来，我又去了医院，顺便问一下周四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来看病，因为我的排号比较靠后。这一问不得了，王教授周四临时停诊！

最后只好靠周三去撞大运，看哪个大夫肯加病人。

6．

周三早晨，我和爸妈兵分两路。我在一楼内科门诊找机会求石院长给加号，爸妈在二楼特需医疗部等王教授给加号。

我眼看着一个穿白大挂的人走进诊室，手里拿着一个病案，嬉皮笑脸的说：“小凯，……”石院长一看就知道了，很痛快的让他把病案放在门口的桌子上。那人走了。

一会又来了一个女大夫，相貌很是泼辣，进去之后拉着很高的调子说：“石院长，给我这患者看看呗。”石院长又答应了。我也趁着这个机会进到诊室。

女大夫走后，石院长见我依然呆在诊室里，抬头看看我，我们的目光对视在一起。

机会难得，我马上跟他说我来北京两周了，车票已经买完，结果挂号没有排到，一脸虔诚和可怜的模样。院长什么也没说，从桌子里那出一张同意加号的小票填好给我。

我兴奋极了，没想到院长这么好说话。上周我去外科让一个老太太给我看病，那老太嘴唇贼薄，涂得血红血红，一脸刻薄的酸像，让我想起了杨二嫂。当时我的ct还没有出来，她知道后给我好顿埋汰，说没影像报告来干什么，真耽误时间。我说在哈尔滨已经拍过超声了，她一挥手，“哈尔滨好你到哈尔滨看去，来这里干什么。”

拿到加号的小票，我极极忙忙的去挂号。挂号的护士说：“这么晚还能挂到石教授的号，你挺很呀。”我傻呵呵的笑。

挂完号，我把单子交给内科接诊台，让他去取病案，然后跑到楼上去找爸妈。爸妈正好也下来找我，王教授也同意加号，并且他们也把号挂完了，还有两个就到我。

怎么又是极端？要没有，就全没有；要有，就全有。

我和爸妈回到特需医疗部，护士正在对我们大喊大叫，原来我的病案没了。我说是不是让内科拿走了，心想他们的速度可真快。护士给内科挂电话，内科说他们也在找我的病案。后来病案室来电话，说我的病案在普通外科。我下午还有一个介入的门诊，号是昨天挂的，他们一早就把病案提走了。

护士很不愿意，为此嘟囔了半天，直到我进诊室。

王教授是一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一副眼镜，动作缓慢，一脸的和蔼可亲。后来我在一本教科书上看到她年轻时的照片，竟然还是个大美女。

开始我有点拘谨，印象里，她是个耍大牌的人。小姨夫来时由于患者多，她最开始就声明只给他十五分钟的时间。不过今天不错，我是最后一个患者，并且时间还早，没有十五分钟的君子协定。她问的东西很多很详细，偶尔还和我聊些诸如东北工业瘫痪之类的题外话。王教授的表情丰富，当我说到自己一些荒谬观点的时候，她把眼睛睁的很大，说话的时候嘴始终是“o”型，说完后自己灿烂的笑笑，或许是对自己的解释满意，也或许是对患者的问题感到好笑。她总是很耐心的为我答疑解惑，说话内容生动又不失严谨。

这让我想到在哈尔滨医大一院看病的一次经历。那大夫年纪不大，脾气不小，真正的年轻气盛。开完方，他认为我该出去了，而我多问了他一个问题。于是大夫很不耐烦的大手一挥，几乎要从椅子上蹦起来，“问什么问，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说那么多干什么？”之后我也大手一挥，从椅子上蹦起来，骂得他狗血喷头，又是作揖又是道歉，就差给我跪下了。

那天我来特需医疗部预约的时候，正遇到一个患者在那里骂骂咧咧，说给她看病的老头不愿意解释她的任何疑问，不到三分钟就把她开了出来。

许多医生就是这德性。仗着自己学了点医学知识，就自认为不可一世，要求患者对自己言听计从，你要是多问了他几个问题，如果他表示同意的，就不耐烦的用“恩恩恩“来回答你，如果你说什么错了，特别是错在医学观念方面，他就牛逼起来，骂你愚昧。

王教授还有一个很细微的举动让我记忆犹新。查体的时候，我按照过去大夫的要求要把裤子脱到膝盖处。她示意我不必，然后自己把手伸进我裤子里摸腹沟处的淋巴。这种查体方式对医生来讲不费什么事，却避免了患者的尴尬，显得很文明。有的大夫查体时，见到患者躺在床上，不论男女，上去就说：“脱！”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强奸或者解剖的企图。

7．

从特需医疗部出来，我们又到楼下去，想再听听石院长的看法，毕竟挂到一个号不容易么。

石院长岁数不大，或者说在教授中的岁数不大，剃着寸头，体态微胖，穿著蓝色烫绒面料的夹袄，语言不多，表情没有，让人丝毫琢磨不到他心理的任何变化，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很严谨。我把所有的材料递上去，他反复的比较，反复的看，只问了我一个问题：“标记物做了么？”我从自带的资料里边找出一张黑龙江肿瘤医院的标记物报告单，问他是不是这个。他摇摇头，说：“你现在的病理和当地的病理完全不一样了，标记物的种类也不一样。”然后就把化验单开出来。我说我火车票已经买了，后天的车。他沉默片刻，拍拍我的手说：“你是我的患者，我需要对你负责。”他说完这句话，我虽然失望透顶，但也无话可说。

我们没有再在北京等下去。抽完血，我把资料留给了小姨夫在北京工作的一个朋友，让他帮忙再找院长咨询一下，把资料邮回哈尔滨。

2月1日，我们登上了北归的列车。

我知道，回去后见到的哈尔滨将不再是来北京前我生活中的哈尔滨。或者说，哈尔滨没有变，变的是我。在北京确定的结果是我早早就预料到的，虽然家人对我极力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当猜测真正的成为事实时，我的头顶还是出现了一道霹雳。

不过，在北京的两周，我遇到的值得尊敬的医生比在哈尔滨二十年遇到的还多。他们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治学严谨，办事高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倘若他们也救不活我，那死一把也不应该叫做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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