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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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2年2月2日的中午，火车到达哈尔滨。由于是临时客车，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在一个车站甚至停车半个小时。除了前边几个车厢人满为患，其它的车厢人都不多，最后几节甚至还是空的。铁路系统就为了那一点点的加价费，宁可车票瞎了，让人在外地滞留，也不放出来，真他妈缺德！

过了通县，火车上的广播就开始嚷嚷卧铺车厢有空位，数量不多，想补票的同志马上行动。这话一直嚷到长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上行动。

我们在上车前也打算补卧铺票的，那时候还以为车票确实奇缺。等上了车，观察了一下人口分布，我们打消了念头。我和爸跑到后边的车厢，一人找了一个长椅子当床。

躺在我对面的是个要在长春下车的小子，穿得油光水滑，让我很惊奇长春和哈尔滨的温差竟然如此之大。就他那身行头，在哈尔滨能冻成冰雕。

睡觉前，这小子跟我吹他打工如何神武英明，吹他对北京如何了如指掌，叫绝的是他学老板的一口北京话，听得我对他五体投地。这小子见我有点佩服他，也神气起来，说话声音越发的变大，手也开始张牙舞爪，样子有点像鸭子，最后开始称我是老弟。

开始我没在意，以为他是个老江湖，叫我老弟也属正常，不料后来不经意问了一句，他比我小三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混了。

从北京回来后的日程安排的很紧，2月2日下午在家休息一天，3日去二姨家，4日开始化疗，一直到春节。

羊知道我回来后，电话我，表示慰问。我问他学校里有没有什么事情。他想了想，说没有，就是交了点钱，发了点材料，全在范伟手里。

2月3日，我和妈到二姨家。舅舅们今天也都来这里。

姥爷见到我，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他现在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多少猜到了一些我的问题。

我在北京的时候，每天大舅都给我打一个电话，问我当天的情况，然后他再在哈尔滨给其它人打电话，这样可以节约我的长途话费。

一天，大舅和二姨通话的时候，姥爷在另一个屋里偷听，他没听全所有的对话，但问题已经很清楚，全是朝着他猜想的方向发展。

偷听了这个电话后，姥爷便开始磨叨，一遍遍的说：“这可咋整，这可咋整，你们就骗我吧，你们就骗我吧”

这也是我们一直需要瞒着姥爷的原因。姥爷有很严重的脑血栓，当年险些瘫痪，最怕的就是心情不好。他和姥还都很爱为我们操心，谁家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会很敏感的触动他们的神经。

很多问题在姥那里都好对付，她整日的在家呆着，不认识字，你说什么她都信。非典的时候，大家都吃大蒜，姥总是把蒜捣成蒜泥用陈醋泡了吃。那天我说吃醋泡过的蒜大便干燥，其实这话是唬我弟弟的，不料姥第二天果真就不再用醋泡蒜了。

姥爷就不一样，你不太容易把他骗倒，因为他自信见过的东西很多，相信自己的思维不会有任何问题。

为了让姥爷放心，我还在北京的时候，二姨夫给我打电话，那天正好是澳网女双决赛，电视里辛吉斯和库娃捧着奖杯灿烂的笑。

二姨夫的开场白很有水平，他说：“你姥爷在我这儿呢。他让我问问你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像原来检查的一样没问题？哈尔滨的病理弄错了吧？”

这话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一定是在哈尔滨说漏了嘴，然后骗姥爷说哈尔滨给我确定的是癌症，但那个病理是错误的。我就照着这个思路和姥爷在电话里一顿扯，总算把问题遮掩过去了。

吃饭的时候，姥爷又开始表达他的疑问，说既然不是癌症，还化个什么疗呢？一桌子的人都不吭声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多亏二舅急中生智，说那不是化疗，而是营养，原来的化疗把我身体弄得太糟了。这话看似天衣无缝，不过只能解决一时之痛，等到我过几个月头发还不长出来，化疗还把我弄的憔悴不堪，那又该怎么解释呢？

走一步算一步吧，说不定一个月后我就完蛋了，那时候还能瞒谁呀？

2．

吃过饭，我一个人在大屋躺着，其它人在客厅和小屋里。我没有开灯，窗外泛黄的路灯射进屋里，带来唯一的一点光明，文昌桥上汽车的发动机声不时传进耳朵，或快或慢，一如往昔。哈尔滨的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整个城市依旧按照它应有的轨迹运行。

我想，这城市中窗户的里边，还会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灾难，茫然的躺在黑暗的屋子里，看着窗外的路灯？那些急弛的汽车里边是不是装着奄奄一息的病人？它在这一秒行驶在文昌桥上，下一秒又会不会翻滚到安发桥下？除了逼人的寒气，没有人能再弄懂城市其它的东西，就像没有人可以弄懂自己的命运。哪些是正常的，哪些又是异常的，那正常的东西，里边又酝酿了多少异常的成分，谁知道？

我去上了一趟厕所，然后走进小屋，看两个弟弟下棋。妈和大舅二舅坐在小床上。二舅见我进来，一把将我拉过去，让我坐在两个舅舅的中间，二舅拉着我的右手，大舅拉着我的左臂。我身体一堆碎，靠在墙上。

二舅说：“咱不怕！你这些舅舅虽然没什么能耐，但绝不会让你死的。咱会好的，你小时候得那么多病，不都挺过来了么？”

二舅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子憋不住了，感觉酸酸的。

刚学骑自行车的时候，第一次从松花江坝上飞速的下来，我忘了刹车，忘了躲闪，最后撞到一个马葫芦盖上，飞了出去，那时候我害怕；小学的时候，第一次挨老师手板，教鞭落下来的时候，我手缩了回来，那时候我害怕；建国五十周年时，我到防洪纪念塔看烟花，地方领导的车队呼啸而过，人们往两旁躲闪，挤倒了人行道旁的栅栏，而我就在倒下的栅栏旁不到5c地方，那时候我也害怕。不过这些都是怕过就算了，瞬间之后，一切都烟消云散，回想起来还会因为自己的应激性敏感而感觉是种刺激。

像现在这样长时间的压抑恐惧，并且不需要应激性的配合的状态，我不知道它是否应该会被归为害怕。

现在听到二舅说“咱不怕”，我马上心虚起来，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直在害怕，从a得了癌症而我的腰痛的时候就开始害怕。我是一个胆小的懦夫，我怕最后的癌痛，怕死前十几天虽然饥饿，却无法进食，怕恍惚的神经产生幻视幻觉幻听，怕一觉睡去没有明天。

想到这里，泪水在眼圈里打了个转，终于落到了镜片上，接着鼻涕口水也跟着一起出来。两个舅舅都紧张了，大舅马上去把门关上，不让外边的姥爷看到这一切。二舅紧紧的攥住我的手，说：“不能哭！不能哭！咱们怕什么？不能哭，憋回去！”声音低沉而坚定有力。可是他自己分明也哭了出来。

舅舅们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想哭，仿佛终于在松花江里捞到了一棵救命的稻草。就像小的时候在儿童医院住院，护士给我打屁股针，当时我一直憋着不哭，快打完的时候，老舅夸了一句“一滴眼泪也没抹，我外甥真勇敢。”我听了后哇的一下子哭了出来，怪老舅多嘴，最后老舅给我买了一辆玩具车才算完事。

我一边哭，一边念叨着“我沉了”，一边用头不停的撞墙。大舅把他白天握方向盘的手垫到我的脑后。那手上的肉厚厚的，很温暖。我停下来，把光秃秃的脑袋放在大舅的掌心里，像刚出生的婴儿的头被家人抚着。

我就这样脆弱的坐在两个舅舅的中间，不停的抽涕着，用手一把一把的抹着眼泪和鼻涕。妈在一旁始终没有说话，回头看我的时候，我看到她也已经哭成了泪人。整整20年了，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到头来居然是这个结果。妈身体很胖，血压高，还患有不是很严重的面瘫，伤心郁闷或者激动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就会不停的抽搐。她的脸肿胀了起来，让眼睛很困难的睁着，面色已经变成紫色。

妈有的时候挺让我烦的，说话磨磨叨叨，全是说教，并且很少有什么新鲜玩意，三句话翻来覆去的跟你玩排列组合，言语中还总是夹杂着大量的废话和歪理邪说。

我们娘俩经常会为一些鸡零狗碎的琐事吵得面红耳赤。即使什么原因都没有，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们也会争吵一番。每次妈最后的台词都是“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畜生”。当然，根据她的作风，这话得说上n便才能算说。

但是，倘若缺了妈，我的地球就是玩不转。吵完后，我身上脏了，衣服还给我洗；我肚子饿了，饭还给我做。妈一边为她儿子服务，一边嘴里念叨着说这是上辈子欠我的。那时候我总要批评她，党员么，为人民服务应该任劳任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