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妈的记忆也没有重现，她发现自己吃的那个什么面根本不是味道，并且价钱昂贵面量极小，很不实惠。

妈在75年76年的时候曾经在北京的昌平工作。76年的清明节，妈还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那个纪念周总理的政治运动，就在她离开现场一个多小时后，大批的军警封锁了现场。

据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任何人都必须交代自己的行踪。我不明白，人们一次次的发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是为了什么？他们在高喊口号之后，是不是感觉到了我们喝过酒后胡言乱语的痛快呢？我或许永远都无法理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唯一让我羡慕的，是那时候人人都能走上人民英雄纪念碑。

3．

下午，穿过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坐37路车，向医院驶去。

北京的交通规模庞大但秩序井然，人与车都按照自己的轨道平缓运行，没人争道，没人抢行。沿途经过许多的立交桥。这和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报道有些不一样。

北京的立交桥多是早有耳闻的，初二的时候教科书上就有一篇介绍北京立交桥的课文。和哈尔滨的立交桥相比，北京的城市进步立刻就显现出来。

哈尔滨其实也有很多立交桥，但和北京的相比，都不上规模。

两地立交桥另外的一个区别是，在哈尔滨，无论新桥旧桥，桥下都会充斥的尿渍；桥体上通常还少不了“191********，办证”字样的非法广告，并且一写就是一堆，可见在唯文凭生存的今天，假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车到了医院。那家医院果然是医学科学院的肿瘤医院。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全亚洲最大的肿瘤专科临床医院和研究机构，是国内肿瘤医学临床教学和科研的中心。这里汇集了一大批著名的肿瘤学专家，每年有数万外地患者慕名而来。老吴头当年就是在这里工作学习后回哈尔滨一跃成为黑龙江肿瘤医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让我最真切的感受是，因为淋巴癌已经奄奄一息的七舅姥爷根据小姨夫从这所医院带回哈尔滨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治疗，如今已经行走自如，完全看不出病态。

按照张院长和老吴头的指点，我们先去病理科重新分析病理。

等待做病理的人很多，我们等了好长的时间，临近下班的时候才排上。医师是个老家伙，没有半个笑脸，嗓门奇大，能让天上的玉帝听到。

医生在显微器前很仔细的看着，我心里的矛盾此起彼伏。我现在已经不相信家人的说法，越来越肯定自己得的是一种癌症。今天，我终于站到家人不认识的大夫面前，可以听到真真切切的实话，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可医生将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呢？我是在期待着一个死刑的宣判，还是无罪的释放？

“恶性肿瘤，……”单但四个字，我就傻了，脑子里空空的一片，再听不到别人说什么，全身被冷汗浸透。

难道这就是我今天渴望得到的结果么？

或许是吧。

只有它能够解释这半年多来我不正常的生活，解释妈的表情，解释我的痛苦，解释一个个突如其来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可是，当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是自己预料到的结果，我为什么不肯相信呢？我在问自己，我得到它到底是为了什么？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欺骗的陷阱中，不去理睬或生或死的喜怒哀乐，这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找个结果来戳穿它？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心情到底是什么，麻木，失落，紧张，沮丧，恐惧，似乎都不准确。我就一直的站在那里，好象在继续的等待着什么。直到爸告诉我该出去了，医生安慰我说：“小伙子，要坚强些”，才脚步沉重的走出诊室。

4．

回到旅店，我一句话也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什么还是我可以说的，躺在床上用那笨重的手机一遍遍的拨打自己家里除了小偷无人会接听的电话。

妈当着我的面从一个包里拿出一沓资料，她现在已经不需要对我隐瞒什么。一切我或知道或不知道的真真假假如今终于的真相大白。

原来，赵大夫从手术室出来后就通知爸妈，说我的问题很严重，不像先前想象的那么简单。妈后来说，当时赵大夫拿着标本，肿物像菜花一样，破破烂烂的看着就恶心。病理的结果是：倾向于低分化腺癌，淋巴结转移（2/2）。

病理医师和临床医师对这个病理都产生了怀疑，因为这种恶性肿瘤在腹膜后原发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怀疑是转移癌，于是有了我手术后带着刀伤进行腔镜、ct、钡透检查的遭遇。恰在那时，我吃坏了肚子，这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欺骗我的理由。

可检查的结果是一切正常，做肠镜那天上午，妈让我自己去的医院，说单位有事。实际上，那天爸妈一起去了肿瘤医院。在肿瘤医院外科，两位副院长也对我的病理的可信性产生怀疑，在大夫们的介绍下，他俩找到了肿瘤医院病理科的鄢凤昌教授做病理。新的病理结果是：低分化*壮腺癌，淋巴结转移（2/2）。

这个结果进一步肯定了医大一院的病理报告。由于鄢凤昌教授在省内肿瘤学界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人再对病理表示怀疑。

在我第一次去医院那天，妈从病理科拿出来的切片和蜡块其实就是我自己的。

王大夫找妈帮他退药那天，妈假装不经意间问过我一句：“要是真的得癌症了，你怎么办？”当时我还沈浸在家人的欺骗给我带来的喜悦中，大手一挥，说：“那老子就去死。”现在想想，这简单的一句话会给把所有问题都不让我扛的家人带来多大的压力。

还有一次，大约是在十一月份，我在下午的体育课踢球，最后踢得浑身酸痛，衣服全湿。回到家，让妈看到，为这事跟我磨叨了一个礼拜。当时我还和妈吵，不就是个踢球么，又不是去当混球，这么给我上课至于么？一个手术做完，还一辈子不让我碰球了？现在想想，我踢的真是个混球。妈是多么的担心于我的身体呀，她怎么能对我的举动熟视无睹呢？她儿子那可是踢的玩命球。

手术后，妈不知道自己偷着跑了多少趟肿瘤医院。当时李主任说，弄不好就只有半年的活头。为了给我治病，家里不惜血本，用的是最好的化疗方案，营养不停的补充，作息都要很严格要求。妈一次次的抱怨着我晚上睡的太晚，早晨不吃饭，上街不带帽子。当时我还闲她磨磨唧唧。可是，家人的悉心照料，自我的感觉良好，还有老吴头的全力以赴，都没有扭转病情的恶化。

当彩超显示肿瘤重新长出，并且继续扩散的时候，妈傻了，老吴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妈去见肿瘤医院的张院长，张院长提示可能病理有误。这样，妈和爸把我马不停蹄的带到了北京，而对我的隐瞒，一直持续到新的病理结果产生。

爸把病理切片送进诊室的时候，还试图让大夫出两份病理，一份真的，用于治疗，一份假的，用于对我的隐瞒。结果遭到了大夫的拒绝，要不然，他们还会瞒我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5．

期待已久的真相终于大白，而我突然觉得自己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真相。

家里人为了向我隐瞒真相，真可谓用心良苦。他们在背地里向我能接触到的所有人打了招呼，在我的面前口径一致，天衣无缝得没有任何的破绽。

其实，仔细想想，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是我自己。我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但就是不愿意承认。

看看今天镜子里的我吧。因为激素，我的体重从55公斤增到67公斤，还有了脂肪肝。头发、眉毛、胡子，所有长毛的地方都已经是寸草不生。脸浮肿着，硕大的眼镜依然骑在鼻子上，两只腿架着又小又硬的耳朵，但眼镜后边的眼皮肿胀着，挤得眼睛成了三角眼，没有一丝的神采。这就是我，难道不是完全的病态么？

新的病理结果是：恶性肿瘤，不除外胚胎性腺癌，淋巴结转移（2/2）。afp-

面对和哈尔滨完全不一致的诊断，医生解释，所谓“不除外”就是考虑到和哈尔滨的两个病理结果不一样，只是一个建议性质。但这让我们更加迷惑，不知道该听谁的好。

为了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爸又先后去301医院和医科院肿瘤医院特需医疗部做了两个病理。结果分别是生殖细胞来源肿瘤和胚胎性癌，并且可以基本认定手术切除肿物就是原发病灶。这样就基本确定哈尔滨的两个病理是错误的，并且解释了为什么手术后和化疗前的排查都没有发现原发肿瘤。

接下来的两周，我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医院，每天穿梭于医院的各个诊室。旅店也搬到了左安门附近的民居里。

不去医院的时候，就在旅店里面看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我喜欢的辛吉斯再次获得了女单和女双的冠军，这让我很高兴。但我没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获得大满贯冠军，到现在，她竟然已经因为伤病退役。

倘若没有好的电视节目看，我就去外边溜达，沿着护城河走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