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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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松花江边的花快要雕谢了。粉红一点点的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柳树的绿。

柳树是我最喜欢和最了解的一种植物。在我高中以前，我所有描写植物的作文都是写柳树。上高中后不再写柳树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再写过关于植物的作文。

我想我之所以选择柳树，多半是因为我的懒惰。还有一小半，是因为我小学的门前有一棵老柳树。那树的柳枝像喷泉一样散落下来，丰满、舒展。老树的树干是倾斜的，我们曾经分析它被车一类的东西撞过才这样的。因为倾斜后树干的背脊没有树皮。但老树依然存活，并且茁壮的成长，成为我们放学后开心的工具。每天放学，我和王猛一起回家，在距离老树十米左右的地方开始冲刺，然后从树背爬上去，到一个分岔的地方，再下来。我没想过这是不是一种征服的yu望，但我俩几乎每天都是如此，直到后来我们毕业，新的孩子冲了上去。再后来，老树被锯掉了，因为它倾斜的愈加严重，威胁到周围那渺小的建筑物。

当柳树完全的代替了丁香花成为江边的主角，我和妈又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再一次的进京。

这一次我们乘坐的是一趟去山东德州的列车，在天津下车，然后在改乘城际特快去北京，目的无非是节约路费，两个人可以省下将近100元。

上了火车，我们的铺位上坐了五个老头。我提醒他们是不是坐错车厢了，一个老头叽里呱啦的对我说了一堆话，示意我找车尾那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讲的是好象日语。

那四十岁的女人也看到了我，马上走了过来。先是深深的一躬，说给我添麻烦了。然后把情况介绍给我。这帮日本老头是一个旅游团，因为行程匆忙，旅游团给他们定了中铺和上铺的票。这帮老家伙哪能爬上去呀，一上车就不干了，全坐在对应的下铺上抗议。那导游和我们商量，希望可以让我们去上铺，哪怕给我们添些钱。

当时我一听说是小日本子，就不大高兴。我以自己有病为理由，拒绝了她，让她去想办法。导游看我光秃秃充满病态的脑袋，只好另想办法，不过要让这帮老头先坐在我这里。

后来我有点后悔。他们到了长春就下车了，那时候连晚饭时间还不到。如果我答应去上铺，两个下铺敲他个三四百的，应该不成问题。等到了长春我再下来，什么也不耽误。我实在没有经济的头脑，结果让这帮日本老头白白坐了我两个小时的铺位。

这帮日本人具备老头的所有特征，驼背，大肚，乳房松弛，头发稀少，脸上全是褶子。

我拿出一张纸，写下“日本兵”三个字，后边跟一个问号，给我对面的老头看。我认为他们是关东军的鬼子，现在故地重游。

老头摆摆手，在纸上写，意思是他1938年来到中国，是军人的家属，起初在齐齐哈尔。1942年来到哈尔滨，先在双城，后在香坊，1945年二战结束前被疏散回国。他说哈尔滨的时候，还保持着过去的称呼“哈勒滨”，这个词来源于满语的“阿勒锦”。

双城临近平房，于是我问他是不是731的后代。他摇头，说自己当时都不知道731是什么。我没明白他的意思，以为他在否认历史，就在本子上写“石井四郎是你爹”。他好象没看懂，不理会我，拿出一张哈尔滨地图。让我帮他找双城。我先告诉他我们现在在王岗，还没有出市区，一会儿能路过双城，他看了很高兴。然后我翻过地图，让他看郊区的地图，这老家伙眼睛比我都快，我还没说话，他就看到双城了。我想应该给他点颜色，马上把731遗址指给他看。

老头翻过地图，向我介绍他在哈尔滨的生活。那时候他家住在香坊，他在苏宁小学上课，每天上学都坐火车。

我告诉他，他指的香坊只是一个粮库，事实上的香坊是哈尔滨的一个区，大得很。我又告诉他，苏宁小学现在还在。他听说后非常的激动，拿着地图给身边人看，嘴里叽里呱啦的又说一些东西，意思好象是“还在，还在！”。

然后我说：“苏宁是名战士，优秀的战士，被手榴弹炸死了。”老头看后，使劲的点头，在另一张纸上写“战争”两个字，然后摆摆手，把那纸撕掉，意思是不要战争继续。

我表示同意，并且和他握手，他也很激动，双手握住我一只手，然后拿出一大把糖送我。

我则拿出哈尔滨的秋林香肠回赠。

为了缓和我们因为战争而产生的尴尬气愤，我在地图上指指八中（理论上，当时我依然是八中的一名学生），告诉他八中曾经也是一所日本学校。他对此很感兴趣，我就告诉他，八中现在的建筑，依然保持日式的风格。

火车进入双城境内的时候，老头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前依然存在的东西，脸紧紧的贴在窗户上，嘴里不住的说话，最后激动得泪流满面。

车窗外，铁道路基两旁种植着高大的白桦树，远处是绿油油的庄稼和黑黝黝的山坡，天是蓝蓝的，阳光是灿烂的，一切都是迷人的。

若不是老头的激动，我根本不知道已经到了双城，这里与铁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地方没有什么区别。但今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沿线的美丽动人，而我想不到，当年这里驻扎着日本兵，地下或许正埋藏着好多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俄国人的尸体。

日本的旅行团在长春下了车，临走前老头不住的说谢谢，是中国话。他说他本来是想找寻自己的童年，是我让他完成了愿望。没有我，哈勒滨，他白来。

我学了他刚才的动作，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战”字，摆摆手，撕掉。他握着我的手，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

可惜呀，他们的首相不见得同意。

2．

到达医科院肿瘤医院的时候，吓了我一跳，门诊大厅里排队挂号的人至少有500人。虽然这里每天都人头攒动，但我还是有点吃惊。这比冬天我们来的时候可还要壮观好几倍。

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今天是周一，由于医院门诊在周六周日休息，上周五以后到达的患者都要在周一来医院，这一天的门诊量就相当于三天的，要少才怪。

这种情况在全国所有的大医院都会发生，哈尔滨也是如此，比如肿瘤医院。有的医院还打出了“无假日医院”的招牌。

不巧的是，内科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留下少数的几个也要等到周五才能挂上号。

我开始物色其它科的医生，看到顾大中教授正好明天出诊。我想都没想就上去挂号了，序号是15。在这里，15是最幸运的数字，因为一个教授每天就看十五个患者，晚一个就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挂完号，我出来找妈。因为怕时间晚了挂不上号，我俩下车后直接来的医院，行李还没有找落。三个旅行包拎着太不方便，妈就在医院外边等着。

人多实在是困难，包括找旅馆。当然，如果我们去住北京饭店，是不愁这个问题的。但我们住不起。我们必须在附近的民居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地，房费每天不得多于20元，还得能做饭。

和哈尔滨比，北京的路宽楼高地盘大。但是，走进医院附近的平房，这里和哈尔滨的棚户区就没有了什么区别。狭窄的土路，低矮的房子，肮脏的墙壁还有散发着臭腥味的水沟。几乎家家都盖了简易的小房出租，小房的门上都写着“仅供肿瘤患者租住”。由于首都的原因，这里的社会控制就是要比其它地方强得多。在哈尔滨，鬼才管你把房子租给谁住。外国人说我们是专政政府，但我们的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似乎要比外国弱得多，例如，政府无法统计出一个准确的失业率。

最后，我和妈租到一间很小的屋子，每天17元，五天一结算。可惜的是这间屋子没有电视，让我担心起世界杯该怎么办。

3．

关于足球的内容，后边还有介绍。现在告诉大家我在医院的故事。

到了北京的第二天，我去医院应诊。由于十五号是最后一个，我很晚才去，但还是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