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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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样是由于血常规不合格的原因，从北京回来后第三个周期的化疗又推迟了十天。
本来，我的血常规在家经常的监测，以为没有问题了才去的医院。中午在门诊检验科拿到报告单，白细胞降到了2200。这让我很是紧张，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怀疑那是不是我的血。因为报告单虽然是我的名字，但科别已经改成了妇科，年龄也不是我的。不过幸好，他没有给我更改性别。
当时我以为是机器出了故障，去找医师。此时有医大的学生在这里实习，几个没有临床经验的小丫头在机器旁鼓弄来鼓弄去。听了我的情况，其中一个二话没说，把血样找出来放到机器上重新测试。事实证明，2200是错误的，这次的结果是2300。
此时过来一个被丫头们称做老师的人，就是上次住院时介绍辉来住院的那位。此人来时像个神仙一样，人影还没出现，声音就已经传过来了。他问发生了什么。那个给我重新化验的丫头就对他说了情况。
老师听后，开始对我吹他们的医院和他们的仪器，爱岗敬业之心溢于言表。他拍拍胸脯，说以一个医生的人格担保，他们的检验全部是机器操作，不可能存在任何问题。
我问他为什么我的科别和年龄都不正确。此人又发挥医生的另一专业特长，迅速把刚才说过的话忘掉，改称机器的软件偶尔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差错。他把新的检验结果给我看，“你看，这次的不是还是2300么？”
我没词了，除非我和他俩较真，把那管血样拿去做dna，不过这样好象很没劲。于是我走。
我还没有走出多远，那位老师就进到机房，对他的学生传授受用终生的一条临床经验：“以后这种患者来了能就推，更不能重新给做化验，不然我们的工作还有完么？”
2．
此事过了五天，我又去医院，结果一切正常，于是住院。
住院的时候，我又遇到辉，并把在检验科的事情向他说起，不过我没有告诉他那个被成为老师的人他认识，因为这样或许会让他有难堪的可能。
辉经过上次的化疗，人变的憔悴多了，不过很奇怪，他的头发竟然没有掉多少。
他的症状没有减轻多少，咳嗽反而加重。那个样子真是受罪，本来好好的说着话呢，喉咙的一阵痒上来，就开始咳嗽不停，整个胸腔都跟着地震，脸憋得通红，最后还少不了要流些口水出来。
辉的家人依然是全部上阵。这次他住进了单间病房，每天房间里人头攒动，房间外烟云缭绕，害得护士要经常的光顾，宣传吸烟有害人体健康。
刚住院时，我被安排在全病区唯一一个没有阳光的病房里。这间病房紧临辉的病房。一次，他上厕所回来后，进到我的病房。那些在走廊上吐烟的都没有看到。过了一会儿，当他的家人发现他没有了的时候，马上慌乱起来，以为他想不开自杀了。当时我正好出去上厕所，看到他的哥哥正趴在厕所窗户上向下张望。病房里的人也都出来了。等我告诉辉的妻子，他在我那里后，他们像土匪一样呼的一下子冲进我的病房，看到辉的真身，又马上装成没事一样，都退了出来。
面对着我们这样一群患者，所有人都有意或者无意的戴上了假面，为了维持在我们这里吹弹欲破的那张纸的完整性。就拿辉的这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来讲，他的妻子在我的病房里同辉一起和妈谈笑风生，而就在她推门进入我的病房之前，她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自从放弃了高考，我就再也没有去学校，有时候甚至连学校的大门都要绕过。在家的日子里，我过着猪一样的生活，除了吃就是睡。一次，妈招呼正在熟睡的我起来吃饭，我懒懒的睁开惺忪的睡眼，然后伸出双臂，搂住妈的脖子。妈把身子站直，拉我起来，就像我手术时从床上被人拉起来一样。当时我感觉到一种无比的温暖，使我很不愿意把手松开。最后，我坐在床上，搂紧了妈的脖子，眼泪哇的一下子流了出来，我好久没有找到这种依靠了。我一便便的说：“妈，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妈也哭了，她拍着我的后背，一句话也没说。
如果说，我是“人”字的那一撇，那妈就是“人”的那一纳。支撑的总是她，出头的总是我。
除了上帝，人间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自己亲人的爱，这种爱总是无私和博大的。乌龟当年可以拔刀相助，但今天也不敢保证他还会不会再为我挨上一拳。
3．
化疗进行到第三天，一位患者把这间病房包了下来，我不得不再次转移战场。新的病房是上次住院时的那间，我住在最里边的一张，旁边是森。他比我早一天住院，但是在第二天开始化疗的。这是他从北京回来后的第一次化疗，可以看出来，他变得很高兴。这不单单是因为他的病情已经稳定，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越来越多的知道唉声叹气无济于事。和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个瑟缩在被子里偶尔发出无助叫骂声的森相比，他已经学会了坚强。
森依然每天由他姐姐陪伴来化疗，在这次住院期间，他的妻子只来过一次。后来有一次，我和森的姐姐同乘一辆车来医院，才知道森的婚姻充满坎坷。
森与他的第一个妻子离婚后，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但是，他的儿子和继母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使他不得不把儿子送到寄宿学校去读书。但没有了儿子在身边，他的婚姻更显紧张，这次的矛盾直接发生在他和妻子两个人之间。
战争愈演愈烈，他马上就要面临第二次的离婚。而就在此时，他不幸患上了癌症。离婚的事情最终被搁置到里一边，但他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幸好森还有一个疼他爱他的姐姐，否则，几里地外的殡仪馆早已经是他的归宿。
森的姐姐呆在医院，每天仍旧织她的毛衣，这是一种习惯。在这点上，妈和她有点相似，她们只知道一件件的织，第一件还没有织好，就已经盘算着第二件该为谁织了。上学的时候，曾学过一篇课文，《钓胜于鱼》，境界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森的姐姐的编织技术是不能和妈相比的，妈织的东西复杂到需要看图纸。
森的姐姐和妈两个人偶尔会交流一下编织技术的经验。处方单发回来的时候，森的姐姐会仔细的对照，这几乎是她第二个爱好。和我不同，森是医保患者，医院把很多属于医保支付范围的药都按照自费药开了出来。发现这个问题后，森的姐姐把处方单和药品目录仔细对照，最后竟找回了将近一万元钱。自此以后，每有处方单发下来，森的姐姐都要停下手中的活，借助计算器和药品目录一一对照。
4．
说了半天，全都是别人的事情，似乎自己都找不到自己了。不过，我自己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还可以再说了，每天早晨来到医院，在盼望和逃避的矛盾中等待护士的到来。护士到来后，我就开始忍受一天的磨难，呕吐、腹痛、困倦并难以入睡……
而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我却不能告诉自己任何可以安慰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可以被称为是毒药的东西打到我的身体里，癌细胞是否能够停止它的肆虐。
为了让我睡觉，老吴头给我使用了安定。结果我还是无法睡觉，只是屁股上多了一堆硬包。
化疗结束的那天，妈去结账。森的姐姐和我说话，她说等森病好后让他回去上班。这个建议是我第一次认识森时向他提出的，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在学校和兄弟们在一起混比在家舒服得多。现在我不去学校了，永远的离开了那里。在那里我虽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高不成低不就的生活也是我向往的。而现在，我什么也没了。
如果说我呆在医院里是在参加一场战争，和癌症的战争。那么，我投入了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即使赢这场战争，我想我也是两伊战争中的伊拉克。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森的姐姐看见了，很敏感的知道说到了我的痛处，急忙递过了一张纸巾，不再说话。
此时妈进来了，我把脸转向墙壁，擦干自己脸上的泪珠。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塞住，有泪水憋在那里，隐隐做痛。我知道如果去呐喊，我会舒服一些。
但是，我没有那个空间。;